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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艺术家与新时期的艺术学院
2012-12-19
来源:转摘
 
新一代的艺术家与新时期的艺术学院
 
文/章华
 
    与过去艺术学院里的莘莘学子不同,当今新一代的艺术生似乎更为躁动不安,甚至还显得有些颠覆性。一方面,在大学扩招之后更为严峻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未来的一席之地,他们千方百计寻求不同的表现方式,追求个性的张扬和表达,不断扩展自己的艺术疆界;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人麻木消极,随波逐流,一切泰然处之,也不关心社会将如何发展,甚至无视今后的就业和生存;再之,时代总是在迅速地变化着,艺术的媒介和环境、艺术的市场和赞助人等都已经与过去大相径庭。我们的艺术学院不可能继续“独善其身”,以不变应万变。我们需要思考,哪些是艺术教育的症结所在,哪些是当今艺术界的主要关注点,如何让我们的学生——新一代的艺术家们,真正振作起来,更好地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并留下自己的痕迹。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的艺术类学生和艺术学院的教师对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曾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无私的投入。大家都明白,国荣我荣,匹夫有责,因而在专业上你追我赶,奋不顾己,既为未来之小我,又更为国家之大我。但时过境迁,原先的许多人生道理和信仰都在经历新的检验,国家和人民都面临新的难题,过去的一切再也不是绝对的存在。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化和科技,以及生活和思想方式像潮水般涌入敞开的国门,几乎无可抗拒。在艺术上的发展更是跨越式的,没有真正经历过现代艺术激变历程的中国艺术家和师生们很快融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学生对世界的看法和艺术创作的观念,也对艺术学院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西方,尽管后现代理论依然备受争议,但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学校的艺术教育观念和学生的学习内容。后现代主义以其对艺术作品主题的“去中心化”和对作品的物质存在的漠视而著称,其结果是将不同类别的艺术及其形式相融合,打破了不同种类艺术的界限。学生比较自然地克服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障碍,在学习和创作上从一种艺术形式拓展到另一种,比如从绘画到摄影、摄像或音乐、表演,等等。艺术的特定媒介再也不是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和结点,首先是人的情感和思想意境的表达。艺术创作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孤独求败,以纯粹个人的独创性或原创性为生命线。他人作品素材的借用或挪用、与他人的联合创作、新技术的融合使用等开始习以为常。这样的努力也使艺术的创作别开生面,似乎使曾经被宣告已经“濒临死亡”的艺术绝处逢生,再次生机勃勃。
    随着电脑技术的突飞猛进,艺术家已经开始摆脱传统媒介的束缚,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使计算机及其软件成为不同艺术门类的主流载体,给艺术创作带来越来越多的“噩梦”或惊喜。他们还可以在网上相遇,直接使用电脑联合创作,并在网上展出和交流作品。这样的创造并非新瓶装旧酒,也不是对传统形式的简单革新或数字化,而是基于电子媒介的全新创造和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世界的新看法和新观念,并构建一个我们老一代所不熟悉的,也将难以那么痛快地接受的新世界。
    事实上,我们新一代的艺术专业学生们就在这样一个饱含新技术和新媒体的社会里长大。他们从小自然而然地与电脑和影像为伍,完全不同于我们这些在“旧社会”里成长起来,然后再突兀地面临技术和媒介突变的“老一辈”。我们的经历有时候甚至是十分被动和痛苦的,对过去的依恋和对新技术的兴奋和芥蒂并存,同时又无法抹去对可触摸的物质世界的美好记忆。但年轻一代就没有我们的那种惋惜和负担,一切似乎都是天然和想当然的。因此,在艺术教育中,面对学生崭新的思想格局,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简单地将我们曾经的想法和价值观强加给年轻的听众。我们需要密切聆听他们的心声和需求,努力跟上学科变革的步伐。
    另外,艺术市场也已经严重蜕变,我们推销艺术作品的过去和现有的方式正在逐渐成为历史。世界艺术的发展史已经证明艺术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市场的变化,包括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和现代派艺术的发展都是如此。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新兴艺术作品挣大钱的机会越来越少,年轻艺术家成为明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新一代艺术家的创作开始更多地热衷于传达某种政治和社会信息来使多数观众觉得有意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埋头倾注于深奥的美学理念,以迎合小部分观众的传统癖好为创作的最高成就。为了吸引眼球和官方的关注,艺术家更多地去体察社会的脉搏,反映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社会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窘境。
    在这样的深刻体验和思考中,艺术专业学生必然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日益清醒,知道自己所处的尴尬位置和迷茫的未来。毕业后他们在工作和就业上面临的困境和经济上的难以自立将如影随形,直接影响着他们在校的学习主动性和成绩。对此,新时期的艺术院校及其教育者们难辞其咎,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无论是国家的号召和规定还是我们的良苦用心,至今都无法真正帮助我们的艺术毕业生更好地面对社会现实。许多学生没有能力以自己的专业所学安身立命。事实上只有很小比例的学生在他们离开学校时能够继续从事专业,实现艺术家之梦。一部分人只要有机会进入一些与艺术相关的领域,如影视辅助领域、画廊和博物馆等那就福星高照了。相当一部分人恐怕要沦落于乡间市井,以打杂做生意谋生。但他们拿着的是艺术学院的文凭,背着艺术院校专业训练的标签去干各种活计的。试问我们的艺术教育为了他们的生存、艺术和非艺术的人生都做了些什么贡献呢?有时候我们不能不想一想是否为了培养少数几位能成为艺术家的学生,却将多数学生作为陪衬而牺牲了。
    艺术人生是多种多样的。一位具备艺术涵养的个体其实需要与这个世界进行良好沟通和交往的能力,他/她首先要以一个完整的人而存在。而艺术创作也需要融入社会的整体背景中才能真正成功,只有如此艺术家才能在各行各业中很好地生存。显然,这种发展人的目标应该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艺术家需要成为社会建设联合创造者中的一员,而不都是过去误以为梵高式的那种特立独行的苦行僧。如果我们对优秀学生的评价固执地坚持一种标准,单一的评分制度,狭隘的成功的定义,我们的教育不但有可能限制学生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并将负面地制约社会多元化地健康发展。而且从广义上来说,艺术教育的成效本身就应该是多重性的。新一代的艺术家应该享受到接受艺术教育所能够带来的多重的机会,并为富有各种可能性的未来做好充分准备。
    那么,艺术院校应该如何构建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格局?或许我们可以尝试改变将学生的训练完全或单一地捆绑于绘画、雕塑、设计、音乐、表演那样的专业壁垒当中,抛弃面面俱到、唯心的“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在少数几门专业核心课程的基础上,以学生个人的理念或理想作为专业选修课的定位,找到学生意愿和兴趣的集结点。这样,在负责专业教学的科系之外,就有必要成立一些跨学科或不同教学方向的学术委员会或教学团队来协调不同专业之间的合作,并负责特定内容的教学活动,以满足学生的训练和求知所需。教师可以依据自己的研究兴趣与不同背景的教师进行交流合作,在不同的教学团队之间流动。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学业的进展和目标的变化而选择不同的学术团队修习课程。此外,在课程设置上可以适当多开设一些内容灵活多样、培养学生思考和参与能力的综合讨论课,并鼓励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学生参加。因为不同专业背景的师生之间往往更容易产生创造的火花,比如学表演的学生或教师有可能在与绘画或建筑专业的师生汇聚时更能诱发灵感。
    总之,传统的专业划分、艺术的现有分类方法和训练模式等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变迁的进行时。20世纪末以来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这样的变迁大大加快了。数字媒体已经是各门类艺术的共同资源和载体。这不但使我们过去对时空之局限性的概念落空,也使我们关于艺术的社会功能的观念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这些也都是我们在确定艺术院校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这对已经运行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艺术教育体系来说,要改变谈何容易?但与时俱进的改变又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不能满足新一代学生和艺术家的诉求,不能应对数字化时代对我们的挑战,不能清楚审视新时期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不能给予学生足够的勇气和知识去面对来自他们自身以及大社会的挑战,我们的艺术院校就不会有生命力,就不会有未来。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动画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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